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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英人与法人
英法两国国民性的主要差异是前者重实践重行动， 后者重思想重原则。
“行” 与“思”是英法两国人民生活的轴心， 从这两个不同的轴心所发挥出来的一切活动，自亦有显著的差别。
本文拟从政治方面， 就英法两国国民性作一比较研究。
蒲徕士(James Bryce) 在《现代民主政治》 (Modern Democracy) 一书《民主政治在法国之成绩》 一章中， 对两国的政治精神有几句扼要的评论， 他说：
“在英国政治中， 抽象的观念，无甚重要价值之可言， 辉格党及中级人民均极力奋斗， 反对王权， 宣言人民应享之权利而不侈谈学理。
最早的例子就是大宪章。
法国则不然， 先理论而后实际，无经验的人民往往易受眩惑， 旧帝制推翻之时， 所有封建时代的采邑独立及地方自治种种习惯， 均已忘却， 于是除去抽象的学说之外， 毫无别种基础可以使他们建设新政府。
实际的改革， 向来未能追上空洞的理论， 未能与理论相携并进， 而理论适足以阻挠那徐缓的微小的改革； 盖因高谈理论者， 恒视缓和的改革为不足用之故。
” 在现代民族中， 诚无一国， 其人民之玄想之强， 能有过于法国， 而法人政治理论的如此强烈凶猛， 亦无有能过于 1789—1794 年之间的法人所表现者。但英人的传统主义是 gradualism， 1215 年的大宪章是英国人民自由的础石， 后此数百年中， 英人的争自由， 抗王权， 无不以大宪章为本。
但大宪章的本身并未包含任何新的宪政原则， 大宪章以及后此的权利请愿及权利条款(Petition of Rights,
1608; Bill of Rights,
1689) 等， 也并不代表任何新的思想， 它们仅是一种记录， 一种普通的文书， 英国人民仅欲使他们在习惯上所享有的自由与权利， 笔之于书而不受任何侵犯。
英国历来的改革家， 借口于天然的权利而倡改革之说者， 颇不多睹。
英国人民已养成一种习惯， 此种习惯且已成为英国人民的一种特质， 即依凭前例而逐渐改革。
在一般英人心中， 以为无论何时， 即使有修改宪法的必要， 也应该用和平的方法； 纵不能不破坏政治上之制度， 所破坏者也以愈少愈好。
所以当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后谋制宪法时， 有英人 Arthur Young 者，正旅行于法国， 他觉法人之制宪思想为可笑， 其言有曰：
“彼等以为制糕饼有定法而起草一种宪法亦有定法。
”英国之进入于民主政体， 是经过数百年的过程的，而法国之采用民主政体， 是一跃式的直接跳入的； 对于此点， 蒲徕士这样解释：“法兰西之所以采用民主政体， 不单是因为那时的法国人民相信民主政体可以救济当时政治上的腐败， 也不仅因为已经试用其他政策而不能奏效， 却还是因为他们崇信抽象的原则之故。
”
法国大革命后每一次的宪法都是一部极完备的法典， 而且都希望垂之万世而不变。
但是事实上， 大革命后的法国， 其宪法已重订了十几次。
何以?盖各人既有各人的理想， 则时势一旦改变， 原有的宪法即不能存在； 而且各人所有的一套理想又是那样的有系统， 有规律， 致使宪法的局部修改也变成不可能而非全部重订不可。
英国的宪法反是， 它是不成文的， 其中包括历史文书、 国会法案、 法院判例、 宪政惯则(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以及风俗习惯(Customs) 等部分。即以国会法案而论， 也都是单行的， 可以随时修改或废止的。
英人有言：
英宪决不能以人力强为， 而应由自然长成。
戴雪教授(A. V. Dicey) 在《英宪精义》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中亦谓：
“英宪的长成并非根据抽象理论而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实产生于英人所有的一种天性”。
戴氏尝以蜜蜂构巢以譬英宪， 其言曰：
“譬诸蜜蜂构巢， 八面玲珑， 极尽人工之巧， 但群蜂穷年筞筞， 意匠天成； 初未尝根据任何建筑原理， 以作准规。
” 英宪亦然。
英人最重经验与成规。
所以远在13 世纪的文书， 至今仍能构成为宪法之一部分， 爱德华三世时代之法令， 亦能递嬗迄今， 效力不衰。
法国的宪法， 欲其永存而不反易永存； 英国的宪法， 并未绳以年限而反能永垂不变。
法国的法律常是命令式的， 人民非服从不可的， 而英国的法律， 当它提议或推荐一项制度时， 人民常可自决其采用与否。
法国一条法律的制订， 常作为对某一项问题的解决看待； 英国制订一条法律， 常作为解决某一项问题的一次试验看待。
在法人的生活中， 法律所占的地位远在习惯(Customs) 之上， 而在英人的生活中， 法律远不及习惯有力。
法国的文学批评家莫洛亚(Andre Mourois) 在所著《英国人》 一书中说：
“在英国， 先例统治着裁判官和政治家。
在这个国家内， 断定是非的是先例而非理论。
例如法学家对于下述问题争论甚久：
‘英王若因病或远行， 有无委派代表执行其职务之权?’ 这问题迄未获得定论。
乔治突患重病， 将其职权交给一个摄政会， 于是法学家们心满意足地说：‘问题解决了， 今后有例可援了。
’ ” 巴尔福(A. J. Balfour) 亦谓英人愿做一件习见之事尤甚于做一件从未做过之事。
法人想像丰富， 好谈规律， 好谈逻辑； 英人则爱守着他们传统的习惯， 而重视现实， 重视实效。
假如我们在此尚能引述巴克尔(H. T. Buckle) 在其大著《英国文化史》 中所描写的那位“遗漏了 他的名字，这个乔治三世时代的简略记述便将更显得残缺不全” 的非常人物柏克(Edmund Burke) 的特色， 我们更可了解英人或一个英国政治家的观点。巴克尔这样写：
“……在他(柏克) 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中， 他的政治原理并非空想的而是实际的。
这点实在可以奇怪， 因为各种关系都可引诱他采用相反的途径。
他所有的资料之丰富可以使他较当时任何政治家易于作综合的结论。
常常， 可以说凡有机会， 他都发展他的才能有如一个创新的且思辨式的思想家， 但一旦当他踏到政治论点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的方法。
……他深深认识了 那个伟大的原则， 即立法的目 的不在是否合乎真理， 而必须在它能否适合情势。
” 这种观点是一种现实的观点， 也就是一般英国人所具有的普通观点。
柏克在其《最近国家情形之观察》 (Observations on a Late
State of the Nation) 一文中说：
“政治学不应以人类理性而应以人类本性为依据； 理性不过是政治的一部分， 而非极重要的一部分” 。
巴克尔继续写：
“无疑地， 在他以前， 我们也有其他的政治家否认普通原理在政治学中的效用； 但是他们的反对是基于由愚■而发生的乐观的猜度， 而且他们反对一切他们未曾深研的理论， 柏克之反对这些理论却是因为明了 他们。
最显得他有能力的一点就是，他无论情势怎么样地引诱他去依靠自 己的概念， 可是他总拒绝这种引诱； 虽然他富于各种政治知识， 他总凭着事件的进行来组成他的意见； 他认为政治的目的不在保存特殊的法典， 不在宣传特殊的主义， 而在于大多数人民的快乐。
” 这一段话说明了 绝大多数的英国政治家所共守的法则， 即“与其牺牲了实际设施来迁就原理， 不如改变原理以便改良实际的设施” 。
今日英国除了(1)
贵族(Peer) 不能参加竞选， (2)
非贵族不能入上院， (3) 天主教徒有若干权利受相当束缚， 和(4)
长子与次子的财产承继权不相平等数点以外， 可谓一切英人在法律之前均属平等。
但英人社会生活中的范畴(Category) 并非平等(equality) 而是自由(liberty) ， 其与法人社会生活中之范畴为平等者， 恰正相反。
英人对于平等， 不甚注意。
何以故?盖平等者， 乃一种经过思
想程序而生出之观念。
它是一种计量(measure) 的结果， 而 thought 及 measure都是法人生活中之事物。
英人则因有一种天赋的组织天才， 并且渴望发挥他们的生命力量， 所以他们不愿受到任何政治的束缚； 而无政治束缚者， 亦即自由之谓。法国的农人或工人， 他们对于上层阶级常愤愤不平， 只要他们稍受教育， 对于社会的各种不平等， 即起反感而谋推翻； 英国则异是。
英国的农人工人， 对于贵族地主豪富阶级， 很少诅咒， 他们安守本分， 从事工作。
何以英国的农工不甚热心改变他们那种贵族式的社会制度?盖因在他们的意识里， 他们常念到社会工作的合理分工， 而不常念到社会享受的不公正分配。
他们心神中占据着的念头是如何更加努力， 而非将一己之命运与他人之命运相比； 假如他们怀有与人相比的念头，那也是与他们同一阶级的人相比， 比的是各人努力的成绩如何。
所以我们看历史，法国工人的政治解放始于 1848 年， 经济的解放始于 1864 年， 英国工人的经济解放始于 1828 年， 政治的解放始于 1867 年； 所以法国工人的解放， 先政治而后经济， 英国工人的解放， 先经济而后政治。
法国工人先获得政治解放， 故益急急期待于经济的解放， 而英人获得经济解放后， 一切似已满足， 较为暴烈的方法也即不甚采用。
英人只要生活自由， 生活安定， 即无甚要求， 法国因虔信抽象原则之故， 时时追求着这种原理所发生的理论上的结果。
近代英人中也有不少怀有特殊想像力的人， 如华滋华斯、 雪莱、 丁尼孙、 白朗宁等(Wordsworth,
Shelley,
Tonnyson,
Browning) ， 但他们都是天才， 一般人民的抽象能力是比较低下的。
一个中国人只要在英国住上几天， 即可充分证实这点。
当你在店铺里购物， 付以一镑， 叫他找钱时， 无论熟练的或不熟练的店伙，都不能如我国店伙对数目结算之迅速， 也不能将应找的几个先令和便士一次交给你， 他们一律的必须将应找还的便士和先令， 从应付货款数目一个一个加上去，加至一镑， 以免讹误。
英文有云：
It does not matter(不要紧) ， matter 原义物质或物体， 为 mind 及 Spirit 之对， 可见在英人心目 中， 唯有物质或物体才是重要的， 他们是不能离开实质的物体的， 一切抽象的东西他们都感到不重要， 或不能感到重要。
莫洛亚在上述同书中曾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话， 他说在英国有一种nonsense 的滑稽文学， 这种滑稽文学惟一的动人之处就是它的百分之百的 nonsense。
这种 nonsense 的滑稽文学可以使法国人读了生气， 而英国人读了竟非常快活。
《阿丽丝漫游奇境记》 是几代英国人爱读的书， 而法国孩子读之大为不耐，诉谓荒谬绝伦。
使英国人拍案叫绝的李尔(E. Lear) 的无意思的韵律(nonsense rhythm) 之使中流的法国人惊异， 其程度几乎不下法国的悲剧诗人拉辛(J. B. Racine) 之使中流的英国人惊异。
萧伯纳早就毫无怜惜地嘲笑英国人， 一个法国的戏剧家若对法国也写些这样的嘲笑是不可能的， 法国的观众也许会群起而攻之的，但英国的观众却愿付十先令六便士去听一听萧伯纳到底骂了他们些什么， 而且他们对于萧氏的嘲笑， 也了不介意。
这段话很足于说明法国人看重观念而英国人不看重观念。
仅仅是观念， 英国人觉得是没有危险的。
所以当 1942 年 7 月， 印度国民大会通过了“英人撤离印度案” 以后， 印度的局势动荡到了极点。
而 8 月 9日印度事务大臣亚梅利(Amery) 伦敦广播中说：
“甘地之要求原不足重视， 英人所注意者， 盖为国民大会决议之行动” 。
英人最注重者是“行动” (Action) ， 所以他们即使有相当之抽象能力， 也因他们太注重行动， 使抽象能力日 渐衰退。
反之， 法人有敏捷的智慧， 巧妙的辩才， 优美的辞令， 但在实行上， 却常露怯懦畏葸之态， 他们的精力化费于思想上太多了， 所以行动时反不免怯弱弛懈。
同时，他们虽在行动之时， 亦未停止其思想， 当在思想之中所涉及的方面太多时， 因各
种牵制顾忌亦常易引起怯懦畏葸的结果。
在英国国会里， 一般议员所发的言论，率皆明浅朴实， 不尚词藻， 所有政治家的论见， 皆切合实际(Practical) ， 力避好高骛远。
英国的政治家以实际的表现动人， 而不以空洞的辞令动人。
而且在英国已成为了一种习性， 凡一个政治家的话说得太漂亮了 ， 也许有一万个人在欣赏他的言辞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的言辞。
在法国， 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有动人的辩才， 而且还具有密谋诡诈的能力。
在法国的议会里， 一项重大问题常常讨论至数次， 会期之久而往往犹不能得到决议。
世人均知英国的政局远较法国的政局为稳定， 法国的内阁是并世有名的短命内阁， 原因固不止一端， 但其根本症结则仍可从两国的国民性中得之。
英国是传统的两党制度， 大党始终不出二三之数。
英人之加入政党， 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 一种抽象的主义或者一种纯粹的思想上的信仰， 他们重视的还是实际利益。
因为英人重视实际利益， 故贵族地主， 中产商人，以及农工阶级， 易纳入于二三政党而无另立一帜之需要。
因为英人重视利益， 故在英国， 若某甲为保守党党员， 其子若孙亦常与其父若祖同隶一党； 党籍在英国许多家庭里， 竟变成了一种传统性或继承性的事实。
当狄士累利(Disraeli) 的小说中的那个年轻的英雄 Coningsby 追求着一种新的信仰时， 他的祖父即咆哮着：You go with your family,
Sir,
like a gentleman;
you are not to consider your opinion,
like a philospher or a political adventure。
曾有人指出一件可注意的事实， 即 1790 年的托立党的见解和 1890 年辉格党的见解完全无异， 而当我们披读近代英国的历史时， 早已发见保守党未必保守， 自由党也未必出进， 有时恰巧相反。
1867 年德贝•狄士累利(Derby Disraeli) 内阁所提的伟大的改革法案， 比之激进的伯来脱(J. Bright) 所曾要求者尤超过多多。
德贝并谓他不拟让自由党独占了 一切改革的方法。
这种事实足以帮助说明英国的两个政党不一定是两个政见不同的团体， 而实为两个比赛行动的选手。
重行的民族必定重视行动的效能， 要增进行动的效能必须求集体生活的一致。
集体生活不能缺少领袖的指挥， 所以在英国， 党员易受党魁之命令， 而脱党或另树一党之事， 遂不多见。
法人则反是。
他们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