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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财政理论发展新局面 财政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 王保安
30 多年的财政改革发展之路， 风雨兼程、 硕果累累。
财政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形成了相辅相成、 良性互动的关系。
财政改革从“分灶吃饭” 到“大包干”， 再到分税制； 从两步“利改税” 到利税分流， 再到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税收制度； 财政宏观调控从正本清源， 到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改革发展的每一步乃至一项政策的出台， 都离不开财政理论的有力支撑。
同时， 财政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也不断地催动财政理论的丰富与创新。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方向后， 财政学界以广阔的视野， 探究各项渐进式改革中隐含的规律性与普遍性， 围绕财政本质、 财政职能、 财政类型等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阐明了从生产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改革方向与路径， 波澜壮阔的财政改革实践丰富和发展了财政理论。
即使从世界范围看，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独树一帜且富有中国特色的。
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种矛盾交织凸显， 经济结构需要调整、 收入分配需要改革、 社会公平需要维护、 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种种问题， 都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同时也对财政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
从当前看， 感觉有三个方面的紧迫需求：
——加强基础理论， 为制度创新积基树本。
回本溯源， 当代国际主流财政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 应该说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 但将制度视为既定前提， 不分析制度本身及其赖以存在的基本假设，而且不考虑制度变迁， 也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与挑战。
我国实践证明， 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及切入点和突破口， 财政改革充分调动了地方、 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 极大地释放了经济发展的潜力， 表明体制改革、 制度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进而也对国际上主流财政理论提出了挑战。
再一次说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十分必要。
一方面， 要进一步增强理论创新的胆识和勇气、 扎实研究基础理论， 充分借鉴制度经济学等前沿成果， 探究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对我国的成功实践给予准确诠释和提炼升华。
另一方面， 要因应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需要， 为推进财政改革鸣锣开道。
——研究机制创新， 为发挥职能作用建言献策。
财政是政府的宏观管理部门， 是政府履行职责的物质基础、 体制保障、 政策工具和监管手段。
上世纪 80 年代， 小平同志曾指出要“把财政部办成国家的经营管理部”。
这个指示在当时是全新的理念， 在今天建立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要发挥好财政的宏观管理职能作用， 不能就财政论财政、 就“盘子” 论“盘子”， 要认真研究市场化、 国际化形势下的财政功效与职能作用， 研究支持方式和运行机制。
不胜枚举的事例证明， 同样一笔资金， 由于支持的方式、 对象、 环节等运行机制不同， 政策效果就会有天壤之别。
因此， 财政理论服务财政改革发展实践，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财政运行机制研究， 从政策设计、 机制创新、 工具运用、 激励约束等方面探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方式方法， 探索财政运行效率问题， 确保财政在调控宏观经济、 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回应社会关切， 为热点难点解疑释惑。
财政学属于应用经济学， 不在“美文”， 重在“管用”。
要“经世济民”， 就得有“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的情怀， 走出书斋， 保持对现实的高度关注。
当前， 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 社会发展显露新特点， 体制改革面临新任务， 外部环境出现新变化， 财政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
这都需要财政理论工作者及时跟进研究，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比如， 当前社会热议的“土地财政”， 从土地的出让计划审批到土地价格的形成， 再到纯收益形成， 都不属于财政职能范围，甚至与财政部门没有直接关系， 只是最后集中统计反映为政府财政收入。
而且， 土地出让纯收益占出让收入还不到 1/3， 不到地方可用财力的一成。
所以， 简单地提“土地财政”， 既不客观， 也不科学， 还容易误导决策。
类似这些热点难点问题特别需要财政理论工作者从全局角度深入研究、 科学分析、 弄清原委、 澄清事实， 并全面研判形势， 提出有针对性的、 可操作性较强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财政改革发展面临新的任务， 对财政理论研究提出新的要求。马克思曾指出， 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历史性的存在。
作为财政理论的研究对象， 财政体制、运行机制、 管理方式以及财政政策工具等， 在每个历史时段的具体表现既有阶段性特征， 又有历史规律的延续性。
脱离了历史视角， 就很难全面清晰地看清当前的财政问题。
因此， 财政理论研究不能忽视历史视角， 要加强财政史、 财政思想史等基础性研究， 以厘清源流、 判断未来。
财政理论研究既要注重共性规律， 客观总结并合理借鉴体制相对成熟国家的普遍经验； 又要把握转型特征， 不能忽视我国财政所面临的转型期体制特性， 以及在职能作用、 运行方式和机构设置等方面的转型期特点； 更要结合主题主线， 充分考虑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突出任务。
唯此， 财政理论才能推动财政改革发展实践在比较中扬长避短， 在借鉴中有所突破。
过去 30 多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新颖的素材， 培育了创新发展中国经济和财政理论的沃土。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 发展困难增多的现实赋予了我们艰巨的任务，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但正所谓“不遇坚木， 无以辨利器”，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时代呼唤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增强创新意识和理论勇气， 求真务实、 广征博引， 把财政理论发展好、 把财政政策研究好， 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
2012 年 11 月 28 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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