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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文化交融与中原文化认同
·学 术 探 讨·
农牧交融视域下中原文化对羌文化的影响分析 ——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羌文化流变为中心
高凌云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羌是与中原民族交流较为密切的民族，随着羌族与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羌族逐渐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羌族独立的民族共同体逐渐瓦解，继承了汉族统治政策，与汉族逐渐融为一 体，不断促进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结合。本文以羌文化流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一交融的起源动因、进程和思考，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
关键词：羌；魏晋南北朝；农牧交融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078（2021）06-0087-04 DOI：10.3969/j.issn.1674-5078.2021.06.025
从两汉时期开始，羌族就与中原民族开始了频繁的接触，随着北方政权的更迭，羌族通过战争、内附等形式，不断吸收汉文化最终打破了民族界限，融入汉族之中。本文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羌族迁徙交融的起源动因和进程，进而提出几点思考。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汉羌交融起源动因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促进了民族大交融，羌在这一时期与中原民族交流密切，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和结合。在基本了解汉羌历史的情况下，分析了此次交融的起源动因是由自然环境的变迁、统治政策的变化和经济文化的适应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自然环境的变迁 古代科学技术落后，气候等自然环境对游牧民族或农牧兼营民族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变化是造成民族迁徙交融的主要原因之一。刘昭民先生将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划分为四个冷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 1 ］同时也是历史上旱灾最严重的时期，羌人当时经济还是以畜牧业为主，降水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草场的退化，再加上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繁，羌人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造成了羌人大规模的迁徙，与农耕区争夺资源，进而导致羌汉间军事冲突的发生，致使羌与中原民族不断产生接触和交融。
（二）统治政策的变化 羌人能征善战，东汉时期，善战的羌人成为各政权争夺的对象，董卓、马腾、韩遂等的军队主要力量都是羌兵。到了三国时期，羌人更成为魏蜀争夺的对象，诸葛亮南征北伐的兵力，大多依靠于羌人骑兵。魏国打败姜维后，也迁陇西羌兵于关中，用以制衡蜀国。永嘉之乱之后，后凉、南凉、西秦等也纷纷对羌兵进行争夺。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随时可能爆发冲突，南北朝都积极争取羌人的力量，对羌人进行册封，一方面是为了在冲突爆发时利用羌族的军事力量，而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对羌族安抚以求在战争爆发时羌族不会乘虚而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自然灾害、战乱、社会动荡等，中原汉人大批从中原和蜀地等外迁避难，中原人口空虚，前赵、后赵、前秦、后秦等政权为了发展生产力和补充兵员而将大批羌人迁入中原内地，以实畿甸。统治者强行迁徙人口，使胡汉杂居，客观上促进了农牧交融。这样的统治措施进一步促进了中原民族与羌民族的交融。
（三）经济文化的适应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割据，社会混乱，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谋求安定的生存环境，开始向相对稳定的地区迁徙，致使中原民族与羌不断迁徙，羌族的内迁和中原民族的外迁，使双方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不断交流，相互融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多民族杂居的情况下，中原地区儒学的治国理
收稿日期：2021－08－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项目编号：17 ZDA 177）作者简介：高凌云（1996— ），男，山东烟台人，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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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正好适应了羌族统治者的需求，同时佛教的传播给予渴望安定生活的人们心灵上的寄托，少数民族在与中原交流佛学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
二、羌与中原民族农牧交融发展进程 在物质生活上，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内迁羌族不断发展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手工业也具有了一定的水平。羌族与汉族杂居后不断被汉族生产方式影响，再加上统治者发展农业的措施，羌族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农耕为主。《后汉书》载，（西羌）“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2 ］，原始生活以游牧经济为主，战国时开始掌握农耕技术，汉朝时羌人的农业生产就具有了一定的水平。汉宣帝神爵元年 （前61 年），赵充国计划在湟水流域开展屯田前向宣帝报告，“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故田和公田都是汉朝利用国家权力、军事压力、政治手段等力量获得的荒地开垦出来的。这一时期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二千多顷， 可见羌人农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已经不低。《后汉书》记载中证实了羌民逐渐转化为自耕农，“戊戌，遣光禄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者年七岁以上钱， 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硷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赋。”［ 2 ］这是发生自然灾害后政府对该地征收田租和口赋的规定，说明该地区和内地自耕农一样需要缴纳田租和口赋，不断走上汉化的道路。到了魏晋时期，《晋书》载，建安初年，曹操开始实行官卖盐， “以其直益市犁牛”［ 3 ］，可见牛耕在关中地区已经较为普遍。再从魏蜀洮西战后，因“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后来“姜维再出，求种麦于沓中”，可知南安、陇西等羌族也已经种植谷物。姚氏建立的后秦政权时期，《十六国春秋辑补》载：“屯于盱眙，招掠流人”，“劝课农桑”。［ 4 ］《晋书》亦载：姚兴“散其部众，归复农业”［ 3 ］。为了巩固统治，后秦政权多次迁徙雍州、凉州等地人口，充实关中，发展农业经济。魏晋南北朝时期，羌人与迁来的汉族杂居在一起，逐渐接受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互相融 合，不断促进了羌族的汉化进程。
商业经济的发展上，羌人商业活动随着各民族迁徙逐渐活跃起来，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魏晋时期，政权割据导致战争不断，战争就需要大量粮食，割据政权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往往用商品与羌人交换粮食。《三国志》记载，徐邀任凉州刺史时，“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 5 ］ ，在凉州地区羌人在非汉人群中占了很大比重，此处“虏”主要指羌人。徐邀为解决辖区内粮食不足的问题，大力发展制盐业，用食盐来换取羌民的粮食，促进了与羌人贸易的往来和羌人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后秦政 权时期，《晋书》载，姚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 盐竹山木皆有赋焉。群臣咸谏，以为天殖品物以养群生，王者子育万邦，不宜节约以夺其利。兴曰：‘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 3 ］姚兴为了充实国库，开始向商人征税，可见到了后秦时期商业发展已经比较蓬勃。刘裕灭后秦后，《丹阳记》载：“斗鸡绵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 6 ］刘裕将后秦官营手工业工人迁往建康，可见后秦时期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后秦商业的繁荣发展，羌人与汉族商业往来逐渐增多， 羌人同汉及各族商业接触往来的过程中，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结合不断被促进，羌族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
羌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中也有所表现。羌人居室出现变化，羌人最初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 2 ］。随着羌人向内地迁徙，羌人逐渐学会“累石而室”，从居无常向定居演变。《西羌传》载：“迷吾退居河北归义城。……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 2 ］ 由此可知魏晋南北朝初期，羌人内迁，不仅开始了定居生活，还掌握了城郭、宫室等建筑物的建造技艺。葬俗也出现变化，关于羌族的葬俗在《吕氏春秋》中载为，“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 7 ］且《旧唐书》载，羌“死则焚尸，名为火葬。”［ 8 ］ 由此可见，火葬是羌人的葬俗。随着羌人内迁之后，羌人开始接受汉人的葬俗，逐渐出现了土葬。《晋书》载，姚襄“为（苻）坚所杀……（姚弋仲之柩为苻生所得），苻生以公礼葬之。”［ 3 ］可见羌族上层已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接受并开始流行土葬。婚俗也逐渐出现汉族礼俗，羌族的婚俗主要以收继婚为主，史书中关于这一婚俗的记载较多， 《宕昌羌》载：“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 9 ］《旧唐书·党项羌》也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不婚同姓。”［ 8 ］ 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羌族内迁之前，羌人的婚俗以收继婚为主，仍然还保持着原始社会的婚姻风俗习惯。虽然羌人婚俗以收继婚为主，但实行族外婚，同一氏族的羌人不能通婚。内迁后，羌人逐渐接受汉文化，《文献通考·四裔十》载，羌人“嫁女得高资者，聘至百犊。”［ 10 ］内迁的羌人受中原文化影响，已经出现汉人婚姻的礼俗，如聘礼等，收继婚逐渐被取代。
农牧交融在文化上也有很多表现。羌汉之间语言差异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胡汉杂居，杂居后为了经济发展和联合战斗，汉语逐渐成为相互沟通的统一语言。到了西晋时期，大部分羌氐等族都已经使用汉语交流。北魏统一后，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明令汉语成为通用语。迁入中原地区的羌等其他游牧民族逐渐通用汉语，语言差异逐 88 高 凌 云 农 牧 交 融 视 域 下 中 原 文 化 对 羌 文 化 的 影 响 分 析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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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消失。羌族姓氏也逐步发生变化，《西羌传》载“：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姓为种号。”［ 2 ］羌族保持着原始部落，内部以父名、动物名称、地名等命名，如烧当、黄牛、黑水等。羌族随着融合，种族痕迹逐渐消失，姓氏也普遍改为汉姓，后秦政权中的大臣已经很难辨别族属。
宗教信仰也同样受到汉族影响，《旧唐书·党项羌》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
……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 8 ］可见党项羌还是保持着原始的崇尚天神等宗教观念信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开始于中原盛行，自从羌人内迁之后，开始受到中原佛教文化的影响，羌人逐渐开始接受和信仰佛教，姚兴继承了前秦佛教兴盛的局面，大力推崇佛教，《高僧传》载：“姚苌姚兴早挹风名素所知重……兴既崇信三宝盛弘大化。建会设斋烟盖重叠。”［ 11 ］可见，当时佛教推崇的程度，专门请龟兹名僧鸠摩罗什到长安讲经说法，姚兴还建立了完整的僧官体系。到北魏灭后秦后，在北魏统治下，更加信仰佛教。对儒家文化逐渐崇尚，魏晋时期内徙羌族的汉化，不仅仅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上，在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对羌族的影响上也同样能体现。后秦建立以后，姚苌深受儒家思想“仁政”的影响，后秦政权开始便“立太学，礼先贤之后”［ 3 ］，他还任用尹讳、古成洗等大批儒生治国。姚兴时，为了加速姚氏集团整体与汉交融，姚兴在日常行为上处处以儒家思想要求自己。姚兴的母亲死后，群臣商议丧葬事宜。时尚书郎李嵩力主以“三王”之孝道行之。虽然当时重臣尹纬反驳李嵩，最后姚兴仍然依李嵩之意，按照传统丧制，仍素服临朝。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汉羌交融发展的思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不断更迭，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导致了这个时代极具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不仅仅表现在各个政权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作战方式上的不同，各个民族在交流交融的表现上也极具时代特色，如下是对羌汉交融发展特点的几点思考。战争与政权更迭为主导。魏晋南北朝时期，社 会动荡不安，政权不断更迭，特别是西晋灭亡后，少数民族在北方相继建立政权，为了扩大领土、增加劳动力等，各政权之间争战争不断，战争势必会造成人口的流动，加之各民族人民往往会采取联合行动反抗压迫统治，在联合中逐渐消除隔阂，客观上促进了融合。由于东汉以来长期的军阀混战，中原地区人口逐渐减少，羌、氐等族开始进一步向中原地区内迁，此时的汉族为了躲避战乱，也纷纷向凉州等地外迁，氐、羌等民族开始与中原民族杂居。十六国时期，羌、氐等族开始在北方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开始强制迁徙和掠夺人口充实自己的劳动力和扩充兵源，政权反复更迭造成依附的人口也随之流动，体现出规模大的特点。北魏时期，也有大量强迫迁徙的 事例，如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高丽杂夷等十万余口以充实京师。北魏统一北方后，各族人口分布相对稳定下来，孝文帝在编户齐民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均田制，将各族人口重新组合，少数民族原有的组织被打破，各民族杂居更加广泛，进一步促进了农牧交融。
羌主动促进融合。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地区，逐渐建立政权，为了更好地统治汉族，必须适应汉族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思想文化， 少数民族统治者往往会主动进行改革，联合汉族大家，学习封建传统文化，向封建统治制度过渡。各政权统治者兴办教育，崇尚儒学，提高了羌族各部的文化素质，加速了羌族封建化的进程，再加上生活习俗、服饰、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改革，羌族各部又有着同一个宗教信仰，促进了汉羌之间交流，为更深一层的农牧交融奠定了基础。
羌族由聚族逐渐走向整体。羌族几乎有着跟汉族一样的悠久历史，与汉族不断发生接触。自东汉以来，东汉统治者与羌进行长期战争致使羌族逐步迁至关中，虽然长期与汉族相处，但更多的羌人仍然保存着自己的部落组织，没有改变聚族而居的状态， 直至西晋末年，仍保持着羌族的共同体。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部落组织逐渐被打破，形成分散与汉族杂居的局面，羌族的语言风俗、社会组织、生产方式逐渐被汉文化渗透改变，汉羌的农牧交融也逐渐从羌族各个部落的行为转变成羌族整体的行为，以羌族为...
先秦时期的文化交融与中原文化认同
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历史交融
勘测总队试验研究所—都里昆·吐尔汗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孔道。新疆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由来已久。在新疆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物中的彩陶，很可能和仰韶文化遗存有关。1976 年在河南安阳发掘出了距今 3000 多年的商王妻子墓，其中就出土了许多用新疆玉石制作的玉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和《山海经》，记载了周穆王和他的一些随从，曾爬上昆仑山，与西王母会面。史前时期，新疆与中亚、西亚及欧洲地区也有文化联系，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聚在一起，揭开了新疆多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的历史华军 纵观中国历史和新疆历史，便可知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国中原文化是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记得初中学了一首古诗：
悲愁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⑴ 。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⑵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这首诗出自西汉诗人刘细君，这首诗正是汉代远嫁乌孙的公主刘细君创作的一首诗。此诗以第一人称的自诉，表现了公主远嫁异国、思念故土的孤独和忧伤。诗中突出了中原与西域在食宿、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化为黄鹄归家的想象与事实上的不可能构成强烈的矛盾冲突，加重了诗歌的悲剧气氛，意蕴深广，耐人寻味。此诗中乌孙一词正是汉代时西域国名，在今新疆温宿以北、伊宁以南一带。由此可见新疆早在汉代就与中原开始了密切的文化、政治、商业的交流。再到汉代名使张骞出使西域，更是开通了世界著名乃至流传至今的丝绸之路！
从新疆历史的发展来看，新疆与中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原人民吸收了许多的新疆各民族文化，新疆在中原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可以说新疆与中原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汉朝同一西域之后，中原的典章制度传入新疆各地。汉代中原与新疆的音乐歌舞也相互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高昌王朝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西域地区的龟慈乐、疏勒乐、高昌乐等对中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西域各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
汇、吸收、融合，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五代辽宋金时期，新疆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有增无减。这一时期，西辽文化的特点是保持了中原之风，政府的地方语言文字是韩语。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为传播，有力的促进了西域文化向前发展。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为新疆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新疆与中原交往交融为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首先是农业，西域养驴骡历史悠久。《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有驴马”，“乌托国有驴无牛”。汉代以后，“骡驴骆驼，衔尾入塞”，提高了中原农业水平。《史记·大宛列转》记载，张骞从西域带回苜蓿和葡萄。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张骞带回的植物还有芝麻、蚕豆、大蒜、黄瓜、胡萝卜、酒杯藤、安石榴、潘红花、红兰花等。在制作饮食方面，西域也有很重要的贡献。汉代称一切面食为饼，其中胡饼最为有名。另外，葡萄酒和烧酒的酿造方法也是从西域传入的。第二点是居住，西域的坐具自汉末传入中原，当时人们称之为胡床，汉灵帝喜欢胡床。当时所说的胡床就是现在的马扎子，两木相交，中间穿以绳子，可张可合。唐朝以前内地的汉族人席地而坐，没有桌椅，只有几个可供老弱人凭依。到了唐宋以后，桌椅逐渐应用，人们由席地而坐，进而凭桌坐椅，这正是生活方式的一大进步！第三点是音乐，西域少数民族音乐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为，他不仅丰富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而且传入中原汉族地区，丰富了汉族音乐。唐玄宗开元年间，产生于哈密的《伊州乐》传入内地，称为唐代宫廷大曲，风靡中原。第四点是宗教，袄教又称为活袄教，由中亚粟特人传入，唐代高昌、伊州、沙州、大同、长安、洛阳、等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里都有粟特商人的聚落和袄寺。印度佛教先传入新疆，在传入内地，与中原汉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佛教。生于龟兹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翻译的佛教经典，对佛教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 10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许多阿拉伯文化经西域伊斯兰教学者传入中原。第五是文学方面，新疆各民族语言文字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新疆各民族文学艺术，是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新疆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蒙古族的《江格尔》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入居内地的维吾尔族贯云石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散曲家。还有回族丁鹤年是明代一位有影响力的诗人，留下了 300 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由历史的演绎不难看出正是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历史交融，才有了
现在中华民族灿烂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传播、发展和繁荣，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新疆历史证明，民族的发展依赖于民族交往，特别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民族交往水平高，范围大，标志着民族生产力水平增强。相反，如果一个民族和外面的世界断绝交往，就有可能作向停滞、萎缩、衰落甚至消亡。可见交往与否，交往程度如何，对民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各民族与另外的民族进行交往，不仅是他们发展的动力，也是他们的生命线。新疆各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得新疆各民族不断发展的同时，新疆各民族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2018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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