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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论文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 2020-10-30
今年 5 月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大势，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着眼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前进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发展格局的逻辑内涵和战略意义，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培育竞争新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中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成功抓住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形成了“出口—投资”主要驱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创造了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奇迹。但这一发展模式也存有弊端，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的急速上升，这种以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出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立足国内，充分运用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重视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积
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济自主性和发展质量显著提升。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可见，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
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循环体系的升级版，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这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分工体系、国内技术发展和国内市场自我良性循环“三位一体”的体系，是以内为主、安全为底线的内外互动的一种新格局，是由原来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向型发展战略为主的发展格局转换为“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新格局，是实现中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规模已发展到新的阶段，具备向双循环体系转变的空间和回旋余地。我国拥有 14 亿人口、4 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2019 年，我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 41.2 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国。同时，已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保障国家经济自主性和实现国内大循环的坚实基础。另外，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已经大幅降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事实上已经在持续形成中，具备充足的战略基础和政策实施环境，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模式中早就推动的一项长期举措。从外贸依存度来看，已经由金融危机前的 60%以上逐年回落，2019 年的外贸依存度仅为 31.8%。2019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57.8%，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压舱石”。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经济发展活力不断提升。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 2018 年第 46 位跃升至第 31 位，中国连续第二年入列世界营商环境进步最大的 10 个经济体之一。2019 年底，我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12339.5 万户，比 2015 年底增长了 59.3%。所以，我国推动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格局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我国虽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大量存在。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还不合理，收入差距还比较大，还有接近 6 亿人月均收入处于 1000 元左右。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资源配置效率需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还存在“卡脖子”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更多地依赖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途径和方法，所以，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成果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大势，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着眼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8 月 24 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说明了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和战略举措，并将这一重大论断列入改革开放以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系列理论成果。
首先，这一理论继承和遵循了马克思的产业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以产业资本为对象作过精辟分析，马克思分析的虽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但所揭示的却是产业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一个国家国内资本循环要顺利进行，关键是要完成商品到货币
的惊险跳跃，否则产品过剩，再生产就将难以为继。所以，一个国家经济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首先是国内经济循环必须畅通。
其次，这一理论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优秀成果。西方古典经济学研究认为，国际分工和贸易可以增进人类福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两个国家若按绝对优势分工，通过交换可以双赢。对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后来大卫·李嘉图又作了拓展。认为一个国家与他国比虽无绝对优势，但也可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而由此推出的经济学含义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分工，皆可分享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收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论文
1 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着眼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全党全国人民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有力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以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认识经济形势，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到国内来，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
2 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 1 亿多市场主体和 1.7 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 14 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升级、供给能力不断提升，推动供需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均衡，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片面强调某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以国内大循环推动国际大循环，以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这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也顺应了国际期待。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实践证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
3 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经风历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我们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主动适应新发展变化，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就一定能推动中国经济趋利避害、行稳致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续写新的辉煌。
习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是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做出的战略部署，是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解决新时期面临的各种中长期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开启市场化改革，构建外向型经济模式，取得了持续 4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新变化，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难以适应新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红利的递减，中国必须将经济发展的动能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内需—创新模式”；随着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越来越紧迫，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变。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求我们逐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
4 展。
中国经济过去 40 多年的发展已经为全面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供给基础、需求基础和制度基础。在供给层面，中国不仅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前列；在需求层面上，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不仅具有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而且拥有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人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都位居世界前列；在制度和机制层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政府作用得到更好发挥，全国大市场也在各类基础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下运转畅通。相对稳定、相对独立、富有效率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形成新发展格局，还有更为深层的考虑。面对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在发展的同时增强“安全”的维度，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从人类历史上的经验来看，我们要构建安全、可控、富有弹性韧性的经济体系，就必须以内为主，在动荡复杂的世界体系中建立稳固的基本盘。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我们需要在发展中解决深层次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既要持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疏通国内
5 经济大循环的断点和堵点，也要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寻找到持续、安全、高效、稳定的动力源和支撑面。
历史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强大的内部经济循环体系，就难以形成不断改进的竞争力、驾驭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当前，中国率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复苏经济，这既提供了时间窗口，也节省了战略转换成本。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将不断激发新优势，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以国内大循环更好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让全球分享中国释放庞大内需的红利，从而实现“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当前，社会各界对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落地高度关注，也充满期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指引。
疫情防控中，各国经济即便走向复苏阶段，也可能面临需求复苏慢于供给复苏的态势，这对已经受储蓄过剩困扰的全球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下，对大型经济体而言，需要扩大内需来支撑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决不等于封闭运行，而是要从双循环互动的视角来看扩大内需，这实际
6 上对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以国内大循环更好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通过繁荣国内经济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让全球分享中国释放庞大内需的红利，从而实现“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我国具有扩大内需的独特优势。我国人口总量全球第一，而且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总人数超过 4 亿人，这是扩大内需的基础。与此同时，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大幅减少了贫困人口，有效缓解了贫困等问题对消费率的抑制，这本身也有利于挖掘中国下沉市场潜力，促进中国市场的整合。如果说扶贫是二次分配层面的重大政策举措，那么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则是从初次分配层面提高了劳动者收入，有利于消费增长。中国的数字经济带有很强的劳动友好型特征，例如外卖、快递等数字经济下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比传统产业高。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研究也显示，互联网使用对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有显著帮助，这都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
也要看到，疫情对接触式经济、劳动密集型经济、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存量资产取代流量收入越发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扩大内需面临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扩大内需，要以促进消费、提高居民收入为主要载体，而不是大规模扩大投资。近期财政和货币等宏观政策体现了这一导向，一是横向方面注重结构影响，精准滴灌，引
7 导社会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关键是保民生、保就业；二是纵向方面强调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避免以加剧中长期失衡为代价的短期需求刺激。这两个维度都要求坚持房住不炒，不能靠拉动房地产需求来扩大内需，而要让更多家庭不为高房价所累，把需求充分释放出来。
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之外，更重要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依靠改革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促进金融让利，真正提高收入、促进消费。比如，限制垄断、鼓励竞争，继续推进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发展；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特别是针对疫情冲击的救助；进一步推动增值税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通过这些改革举措，可以真正提高收入水平、释放有效需求，更有效地把人口规模转化为市场规模。改革是过去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也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更是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论文
保险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十三五”期间，保险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银保监会关于金融保险业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将发展保险业置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统筹推进，在强化保险保障功能、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取得新的重大成绩。“十四五”时期，保险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服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十三五”期间保险业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绩
o 保险市场较快增长，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一是市场主体稳步增加。截至 2019 年底，我国保险机构达 240 家。其中：保险集团/控股公司 14 家，财产险公司88 家，人身险公司 91 家，分别较“十三五”初期增加 3 家、15 家、15 家；成立了农险、责任险、保证险、养老险、健康险、互联网保险、自保等专业保险公司，提升保险业专业
化水平；全国共有保险代理人 912 万人，较“十三五”初期增长约 50%。
二是市场规模较快增长。2015～2019 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由2.43万亿元增长到4.26万亿元，年均增速15.07%；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由 1768 元/人和 3.6%增长至 3051元/人和4.3%。预计“十三五”期间保费收入年均增长约13%，2020 年保费收入达到 4.5 万亿元左右，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保险业总资产从 2015 年的 12.36 万亿元增长到2019 年的 20.56 万亿元，年均增长 13.57%，在金融业总资产中占比为 6.45%，比“十三五”初期提高 1 个百分点。
三是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2015～2019 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从 8.49%上升至 9.81%，2019 年对全球保险市场增长贡献达到 29.61%。2017 年，我国首次超越日本，此后一直稳居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在 2019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中，我国 10 家保险公司入围（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数量上仅次于美国。
o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加快推进
。
一是改革创新深入推进。“十三五”期间，保险业坚持
回归本源，深入推进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增强保险保障功能。在财产险方面，车险综合改革稳步推进，车均保费平均降幅达到 27%；非车险在财产险中所占比重从 2015的 22.46%提升到 2019 年的 29.71%，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人身险方面，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的人身险费率形成机制，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目前中短存续期业务保费占比仅为 4%，比2015 年高峰时期下降了近九成。2019 年，保险业为社会提供风险保障 6470.04 万亿元，较 2015 年提升 2.8 倍。
二是风险防范不断加强。紧紧围绕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全面加强公司治理，落实偿付能力管理，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监管部门依法对安邦集团等问题公司实施接管，加大监管处罚力度，有效遏制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市场乱象。2020 年第三季度末，178 家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42.5%，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30.5%，保险业总体运行平稳，风险总体可控。
。
三是对外开放加快推进。2018 年来，保险业先后出台“允许境外金融机构入股在华外资保险公司、缩短外资人身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从 51%提高至 100%的过渡期至 2020 年”等34 条金融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国内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
和外资独资人身险公司陆续成立。2019 年，外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占比达到 7.17%，较 2015 年提高 2.37 个百分点。北京、上海等地外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已达到 20%。
o 增强保障功能，多层次服务民生保障建设
一是全力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开发适合不同需求的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及时调整发布新的重大疾病定义及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推出“惠民保”等普惠型产品和针对特定人群的“特药险”“特病险”产品，探索开展健康体检、慢病管理、诊疗绿色通道等健康管理新模式，实施税优健康保险试点。2015～2019 年，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从2410 亿元增长到 7066 亿元，年均增长 30.85%；健康险业务赔付从 763 亿元增长到 2351 亿元，占我国卫生总费用比重从 1.88%增至 3.61%。
二是积极服务养老保障体系。适应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需要，稳步推进税延养老保险试点，积极探索发展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大力推动商业养老保险，2019 年养老年金保险保费收入 710 亿元，积累超过 4700 亿元的保险责任准备金。一些大型保险公司开始布局“保险＋医养”领域，为老年人提供涵盖风险保障、医疗诊治、养老看护等综
合养老方案。
三是全面参与基本医保经办业务。充分发挥保险精算、风险管理等优势，积极经办或承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为提升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发挥行业价值。“十三五”期间，大病保险覆盖人口从 2015 年的 9.2 亿人上升至 2019 年的 11.29 亿人，累计赔付超过 3000万人次，参保群众大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普遍提升 10～15个百分点。深度参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截至 2019 年底，全国有 14 家保险公司参与了全国 15 个省 35 个城市的长期护理保险项目，覆盖人群超过 5000 万。
o 强化风险管理，全方位服务社会治理体系
一是精准对接脱贫攻坚战略。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助推脱贫攻坚战略中的独特优势，发展小额人身保险、融资保证保险、“防贫保”等农业农村专属保险，参与社会救助经办。2019 年，农业农村基础保险服务覆盖到全国 95%的乡镇，为1.91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3.81 万亿元，向 4918 万户次农户支付赔款 560.2 亿元。初步统计，2016～2019 年农业保险累计为 9840 万户次建档立卡贫困户、不稳定脱贫户提供风险保障9121亿元，累计为3031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230.38
亿元。
二是全面助力社会治理创新。充分发挥保险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控制、事后理赔服务等功能作用，大力发展环境污染、医疗责任、食品安全、安全生产、建筑工程、社区综合治理等领域的责任保险，用经济杠杆化解民事纠纷，为全社会治理提供风险保障。2019 年，责任保险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 1560.19 万亿元，比 2015 年提高 16 倍。
三是积极参与国家防灾减灾体系。2015 年 4 月，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成立。2017 年 7 月，正式发布城乡居民住宅地震保险示范产品。截至 2019 年底，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累计为 361.5 万户居民提供地震风险保障 605.6 亿元。建立保险业重大灾害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为 2019 年“利奇马”台风赔付 87.57 亿元，为 2020年汛期水灾赔付 53.60 亿元，在应对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o 拓宽险资运用，多渠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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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拓宽保险资金服务领域。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 20.71 万亿元，较“十三五”初期增长
85%。其中，针对交通、能源、不动产以及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投入水平在不断增加，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投资规模分别达到 1.3 万亿元、6000 亿元和 2500 亿元。积极服务新发展格局，截至2020 年 4 月，保险资金对“新基建”投资达到 16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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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创新保险资金运用方式。“十三五”期间，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通过发行普惠金融领域的专属资管产品，将保险产品的风险识别化解功能与保险资金投资运用专业技术有机结合，服务小微企业和脱贫攻坚战略。积极创新交易方式，设立了永续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等保险资管创新类产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目前，保险资金通过债券、股票和非公开市场投资，为实体经济融资超过 16 万亿元，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第三大机构投资者、股票市场第二大投资者、公募基金最大机构投资者。
“十四五”时期保险业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
一是在服务养老、医疗等民生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十四五”规划提出，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为保
险业服务健康养老保障体系提供了重要契机。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基本养老金面临较大缺口，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十四五”期间，保险行业要聚焦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健康医疗保险、加快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业务发展、加大对医养资源的投入和整合，多管齐下，构建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多领域、全方位的养老金融及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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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十三五”期间，保险业在服务农村脱贫攻坚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需要不断“扩面、增品、提标”。按照 WTO 规则，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保费补贴，属于可以采取的“绿箱政策”。“十四五”期间，保险行业将着力加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之间的有效衔接，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积极开发小额人身保险，稳步推进支农支小融资业务，为防止脱贫农民“因病因灾返贫”提供保险业的解决方案，持续发挥经济补偿和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
三是在发展普惠金融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加快推进保险业转型发展。“十四五”期间，随着保险科技更广泛的应用，风险保障范
围将不断扩大，风险管理能力将不断提升，线上化的核保理赔和客户服务体系不断成熟，保险业将为社会提供更多个性化、差异化、物美价廉的保险产品。加强保险科技运用，积极推动普惠保险产品和服务供给，将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三农、城镇低收入人群、残疾人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
四是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来源稳等优势，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和资本市场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十四五”期间，随着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保险业将迎来巨大发展空间。瑞士再保险 sigma 报告预测，中国有望在2030 年代中期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保险市场。为此，保险业将能够为国家“两新一重”建设，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为新基建、新能源、新材料、交通物流等国家重大项目提供更多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五是在灾害治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面对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保险业通过开通绿色通道、拓宽保障责任、捐赠专属保险、支持重大项目、服务小微企业、开展捐款捐物等方式，在支持疫情防控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四五”期间，保险业将大力发展巨灾保险，做好灾害事故保险应急处置工
作，服务国家灾害救助体系建设。此外，积极发展教育医疗、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建筑工程、职业责任、社区管理等领域的责任保险，用经济杠杆和多样化的保险产品服务公共安全、参与社会管理。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将在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是保险业的全国性自律组织，主要职能为自律、维权、交流、服务、宣传。“十四五”时期，保险业协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强化自律、服务等职能，在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助力行业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是配合监管改革和行业发展，持续强化自律职能。健全自律工作体制机制，创新自律手段和方法，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围绕财产险发展需要和车险综合改革、农业保险发展等，加快示范条款和行业标准制定，深化产品自主注册改革，推动行业产品创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配
合新形势下人身险改革，打造行业健康养老研究平台，助力商业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健康保险发展。丰富完善寿险领域业务交流，完善评估利率形成机制，推进人身险产品“三化”工作。研究保险公司投资管理能力建设自律管理办法，不断强化行业投资管理能力建设。继续推动保险中介市场自律体系建设，推进保险中介机构规范发展。
二是围绕行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强化服务职能，推动行业维权，加强教育培训，开展文化宣传，建立健全多层次的会员服务体系。加强宏观经济金融的研究分析，持续编纂各类研究报告，加强市场调研和市场分析研判，以高质量研究成果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完善协会统计制度，加强行业数据交流，继续开展保险公司法人机构评价工作。进一步推进保险科技和大数据应用研究，加强标准化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持续推动行业公司治理水平提升。积极配合司法单位、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开展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制修订工作，及时反馈行业意见。持续搭建各类高质量交流平台，推进行业内外开展交流活动等。继续举办中国保险大讲堂系列活动，搞好各类专题专项培训。做好行业新闻宣传，营造行业发展良好舆论环境。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论文
解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与构建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于全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普遍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型模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实现？我将就此提出三方面的思考：首先，为什么新发展格局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第二，为什么国际循环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第三，怎样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什么新发展格局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既应对了短期冲击，也顺应了长期趋势。短期冲击而言，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许多国际机构和学者认为，世界正面临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疫情使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急剧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和市场需求，并导致投资大幅下降。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当全球市场的需求降低时，为了
维持经济增长，对国内市场和国内大循环予以更多关注是自然之举。
另一方面，除了疫情的短期冲击外，中美贸易摩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短期因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设置壁垒，并滥用国家权力限制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例如阻止向华为提供关键技术，将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进行出口管制。在贸易摩擦中受影响的企业在短期内继续依赖海外需求来维持增长势头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也应将目光转向国内，刺激国内需求。这是新发展格局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短期原因。
除了应对短期冲击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在长期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尽管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总结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然而一个统计事实是，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由 2006 年的 35.4%下降到 2019 年的 17.4%，这意味着国内循环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国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的下降符合两条基本的经济规律。首先，现代制造业规模经济巨大，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国内有着广阔的市场能够消化，其国内循
环的比例就越高。以新加坡为例，因为国内市场规模小，依赖于国际市场，其 2019 年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 104.9%。第二，大部分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服务业占比越高的国家，出口占比就会越低。美国和日本均为大的经济体，但是其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分别为 7.6%和 13.4%，这是由于美国和日本的服务业分别占 GDP 的 80%和 70%。
澄清这一事实意义重大。此前，许多国内外人士声称，中国实施了出口驱动型增长战略。在许多外国学者看来，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是由全球贸易失衡引发的，甚至将其归因于中国政府采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美国也基于同样的理由指责中国扩大贸易逆差，而非反思自身。这些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全貌。
另外，疫情爆发后，不同的专家学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将大概率遭受到诸如国际需求萎缩和中美贸易摩擦等打击。现在明确了中国以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为主体的事实，这有利于认清中国发展的现实和规律，增强我们追求更好发展的信心。作为一个大经济体，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只要中国能够依靠国内循环坚持发展，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健康的并将长期保持健康的这一局面不会改变。
为什么国际循环仍然有着重要地位？
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否意味着国际市场和资源不再重要？事实上，国际循环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
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为了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必须充分利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仅应在国内市场流通，还应进入国际市场，以实现规模经济，加速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 2019 年，中国经济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 16.4%，这意味着中国在世界上仍有83.6%的市场潜力可供开发，中国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时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并非在所有产业都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缺乏某些自然资源，在许多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不具比较优势。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工人工资的快速增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在这一背景下，为以较低成本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我国应当通过进口弥补我们在那些没有比较优
势的产业和产品上的不足。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尤其那些只有美国有而欧洲、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高科技产品，为避免“卡脖子”问题的出现，我们应该利用新型举国体制，进行独立研发。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说，在为各种高科技产品准备“备胎”的同时，只要我们能够购买，而且这种购买比我们自己生产更具成本效益，我们就可以继续从海外进口。这些国家也愿意将产品出售给中国，以实现自身发展。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必须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这也正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
怎样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
首先，要通过改革挖掘发展潜力，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我认为,要实现国内流通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最重要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国经济规模，提高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因为这样做将降低出口比重，增加国内循环的比重。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根据经济发展理论，我们需要不断创新
技术和升级产业。中国在这方面有两个突出的优势。
一方面中国仍然在传统行业享有“后来者优势”。2019 年，中国的人均 GDP 超过了 10000 美元。然而相比之下美国为65,000 美元，德国为 47000 美元，日本为 41000 美元。这意味着中国仍然能够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信息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可以抓住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在许多新经济产业，中国有能力同发达国家竞争。典型案例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软件产业，以及大疆无人机和华为手机等硬件产业。这些产业研发周期短，人力资本投入集中，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
如果这些新产业侧重软件，那么中国拥有最大的应用市场；如果这些新产业侧重硬件，那么中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健全的工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通过成立不到 10 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在新经济领域的竞争力。根据胡润研究所发布的《胡润 2019 全球独角兽榜》，在全球 494 家独角兽企业中，有 206 家中国公司，而美国为 203 家。截至 2020 年 3月 31 日，全球共有 586 家独角兽公司，其中中国有 227 家，美国有 233 家。
为了实现上述两点优势，我们应当继续坚持供给侧改革，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坚持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同时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市场失灵。
其次，要继续深化改革，清除制约国内大循环的障碍。尽管目前通过不断地改革，中国的产品市场已经相当开放，但生产要素市场仍存在许多结构性障碍。
在金融市场方面，应当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着力打造服务中小企业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应当继续坚持户籍制度改革，解决高房价问题，践行“房住不炒”原则，从而实现人才的充分流动。在土地市场方面，一方面，应鼓励并规范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农村土地经营权。另一方面应增加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供应。在产权保护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要落到实处。要确保中国民营企业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并消除因产权规则差异导致民营经济无法顺利经营的障碍。
最后，要继续坚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改革开放后，在对外开放上我国也采取了“双轨制”式的渐进改革。即那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对于中国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则对外国直接投资设了限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许多中国以前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将会成为具有世界领先优势的行业。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人民基本生活的领域外，应当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具体政策而言，可以建立更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降低关税并削减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并将试验区成功实施的经验推广到更多地区。
在国际舞台上，应加紧推进世贸组织改革，并加入一些区域性经济合作协定。在加入区域经济合作协定中已经有了一些优秀的实践，如 2020 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和 2020 年 12 月 30 日签署的中欧投资全面协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此外，中国正在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
国际社会也可以从中国的开放中受益，因为其他国家也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作为世界上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机会，而这些国家也不太可能长期与美国一同限制技术流向中国。美国孤立中国的努力最终将是孤立自己，而不是孤立中国。因此，进一步扩大开放，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也有利于应对中国当前面临的不利国际形势。
论文信息：
Justin Yifu Lin (2021) What does China’s ‘dual circulations’ development paradigm mean and how it can be achieved?,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4:2, 120-127, DOI:10.1080/17538963.2021.1933053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论文
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研判国内外复杂局势，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做出的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因此，厘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的现实性和实施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深刻剖析“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现实背景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自党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通往大国强国的道路上，也充满了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内部环境和外部局势的矛盾日益叠加、相互激荡，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形势复杂，世界经济低迷 新时代，我国的大发展正处于世界大变局的历史交汇时期，国际形势变化莫测，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显著提升，当今世界的发展模式、思维模式和治理模式深受其广泛影响，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巨大发展。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脚步逐渐加快，世界各国在参与全球化并取得部分红利的同时，也终将面对其飞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风险与挑战。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均遭受巨大打击，世界经济深深陷入衰退的泥潭却无法自拔，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依旧乏力，难以摆脱发展的诸多困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财政收入有限，政府公共事务增多又使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问题使许多国家的经济举步维艰，严重束缚着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因此，将拉动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投资和出口，显然难以摆脱目前经济不景气的发展困境，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二）疫情严重冲击，国际贸易萎缩 2020 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呼啸而至，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研判疫情发展形势，全面部署、统筹全局，精准施策，坚持科学防控、依法防控，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在科学、准确、及时的防控措施下，全国上下迅速汇聚成强大的整合力量，发挥了国家的整体优势，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发挥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制度优势，逐步恢复经济发展活力，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而放眼全球，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世界各国经济均呈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当前，国外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世界各国为了有效控制疫情的传播蔓延，纷纷采取封闭的措施，国际贸易与投资需求大幅度萎缩，阻断式防控措施阻滞了商品的自由流通。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制造业为提高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多采取以跨国合作为主要的发展模式，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下，汽车零部件商品交易速度緩慢，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严重受损，进出口难度显著增加，这给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国际贸易规模严重萎缩。因此，虽然我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经济社会恢复健康有序发展，但世界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的趋势，仍然存在经济下滑甚至萧条的可能。
（三）逆全球化盛行，出口环境恶化 “逆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对外开放态度由先前的全面开放转变为有条件开放，不排除个别国家退回‘闭关锁国的状态”[1]。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动力不足，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低迷，而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全球贸易总量显著下降，世界贸易规模逐渐萎缩，这无疑给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催化剂。因此，世界各国为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纷纷采取贸易保护的手段，设置贸易壁垒、技术壁垒、单边主义，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颠覆国际经济新秩序，一系列逆全球化行为风靡云涌，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打着“经济安全”的噱头，故
意升级贸易投资的保护政策，给进出口贸易设置诸多复杂的经济政策，提高关税，严重干扰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严重阻碍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近年来，美国更是无端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争，以“贸易逆差”为表面借口，加大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打击力度，试图以此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程。由此可见不断恶化的外部投资出口环境已经难以为继，逆全球化的新考验引发了大规模的自我保护行为，严重扰乱了以往相对平稳的国际秩序，种种迹象表明，本轮逆全球化思潮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均呈现明显的升级上升趋势，国外市场的不稳定性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在此背景下，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是我国为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国内市场广阔，物质基础雄厚 随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以往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能力明显不足，国际大循环所产生的经济效能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放眼国内，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巨大成就，到目前为止，经济总量、制造业规模和国民商品消费指数均位于世界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增速持续稳中向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快速推进，专利申请数量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传统产业加速改造升级，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创造活力得到激发，为我国全面发展赢得了新的战略机遇期。因此，我国已经具备构建“以国内大循化为主”的强大物质基础，无论是丰富的人力资源，还是广阔的市场消费空间，我国的经济发展都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些条件为畅通国内循环提供了稳定的安全保障。所以，调整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个大局的条件已经成熟且时机准确，这是党中央坚持“由内向外”和“内外并举”的两个视角，冷静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在世界大变局中的机遇和挑战，也看到了中国的发展需和世界各国的发展更加紧密联系，做出的符合当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战略性安排，这一战略安排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重要指引，赢了得新的发展空间和战略机遇。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依据的理论基础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趋复杂的国际发展形势。自 2020 年 5 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提到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这一关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一经提出，便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切合当前国内外形势的要领，顺应时代潮流，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由快向好转变的新方案，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渊源具有丰富的学理价值。
（一）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角 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俱来的实践基因，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原有形而上学的自我求证的循环中跳脱出来，使革命的理论成为实践与行动的真正指南。当前，我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新的历史阶段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立足于社会实践，面向现实世界，坚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也是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方法和基本依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同样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要理论成果，新发展格局既不是单纯的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的产物，也不是单方面以解决国内发展问题的措施，而是厚植于中国大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夙愿，探寻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也是党中央常观大势、常思大局，在面对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精准研判国内外发展走势，切实做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战略准备，是未雨绸缪的战略性规划。更是深入探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真理性认识。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而这一真理性认识也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实践导向，助力我国市场经济实现高质量循环发展，为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和长治久安提供重要保障。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视角 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辩证法的学说，而矛盾的观点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同一与斗争是内部矛盾，事物之间的斗争和同一则是外部矛盾。前者称为内因后者称为外因。“内因是事物自我发展的源泉，规定着事物的本质和方向，外因影响内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矛盾的观点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要求我们明确事物内部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对立，从而通过观察事物的表象，深入探究事物内涵的深刻底蕴，抓住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特征。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发展着的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既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注意内因对经济发展的根本作用，又要不断提高对立开放的水平，时刻防范外因对发展的影响作用。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4]，而是寻求建立一个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驱动力，能够吸纳国外经济发展优势资源，内外互补且开放的全新发展格局，它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良性循环的矛盾体，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紧密联系，相互促进。
（三）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视角 社会历史规律在人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见之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之中，即：生產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与以往阶级社会具有本质不同的社会形态，其基本矛盾的解决途径主要依靠改革，通过改革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建立更加科学、系统、完善的体制机制，优化经济运行结构，从而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则是对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从而解决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经济运行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发展模式，严峻的外部环境逐渐使国际大循环的发展动能减弱，其创造性已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也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因此，需要及时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将传统的依靠国际循环的发展模式转化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而建立更加适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使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健康稳定发展。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践的有效路径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实现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问题，需要做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安排和设计。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发展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新空间，创造国际竞争新机遇。
（一）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把握历史发展新方向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5]。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优势，是一个组织严明、纪律严格、勇于革新的执政党，在国家革命、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是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根本所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各项事业、各方工作都必须自觉贯彻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作用。回望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党充分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积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第一时间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不惧风雨，迎接挑战，展现出无比坚强的领导能力，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6]。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充分发挥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始终坚持党对这一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持续深入推进“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贯彻和落实，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以創新发展...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论文
双循环下的新发展格局
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使对外开放变得更稳定、可预期、可持续，以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高质量内循环。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素禀赋改变，全球化调整期，数字全球化，高标准市场体系，制度性开放 新发展格局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面向“十四五”“二○三五”的重要战略部署。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不断提高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既是对企业，也是对政府的要求。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是看低外循环或者放松外循环，也绝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外循环赋能已和 40 年前概念不一样，是新技术架构上的全球化，一定会为中国企业带来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国内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外循环弥补国内“短腿”，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就是不断扩大开放。但是，随着经济体量加大，国内市场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相对减弱，外循环的作用在过去十年逐渐下降。
我们依靠大口径的外循环带动增长，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4%一路走高，2006 年达到 64.5%，开放水平在全球是非常高的；到 2019 年逐步回落到 35.6%。总体来看，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同时呈现先上升再适度回落的趋势。
就大国外贸依存度而言（这里选择人口 1 亿以上的经济体作比较），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贸依存度最低；到 2006 年，已跳升至全球第二位；到 2019年，大体上回到了中间位置，基本上处在大国开放相对平均的水平。
国内条件改变之一是要素禀赋结构改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要素匹配度非常差的经济体，劳动力占全球 23%，土地、淡水和石油储量占全球 1%～7%，国内投资能力大约占全球 2%，技术研发投入大约占全球 1%。将近 7 亿劳动力在农村，这么大的劳动力群体基本上处在隐性失业状态。劳动力非常廉价，而且做好了充分吃苦的心理准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要素。
那么多劳动力想进入现代生产过程，一定要和资金、技术相匹配，这两项当时太稀缺。方法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资金和技术匹配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国内消费者有自己的消费愿望，不仅是穿衣戴帽，还想看看电视、听听广播，改善生活质量，因此对技术资金密集型商品的需求非常强劲。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开始大量吸收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尽快把短板补上去。即使这样，国内市场仍然消费不了那么大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当时劳动力只占全球5%，资金却占全球 25%，其劳动力很贵，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他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没有优势，所以中国可以大量出口这类产品。这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加快发展，要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改革开放 40 年，劳动力已不再是我国最有相对优势或者相对富裕的生产要素，其占全球 20%，但是投资能力已占全球将近 30%，技术投入占全球 22%。这使我们完全可以预期中国将来大致的发展状态，即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一定会下降，这是很大的变量，今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缺乏竞争力的。
今天的资金、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富裕的，但是淡水、耕地、石油是三个“短腿”。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很难拉动 GDP 高速增长，它的比重一定会降下来，我们的资金会走出去。国内相对剩余的资金寻找到相对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困难，所以一定会到更缺资金的地方获得更高投资回报，这是资金的天然走向。这几条“短腿”要么依靠进口，要么节约利用，要么到海外开发资源，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国内要素禀赋的改变，使原来走大量出口带动国内增长这条路子的重要性降了下来，这是国内变化。
二、国际变化 大家都感到全球化进程没有以前那些年快了，其背景是经济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1.全球化快速推进的 30 年 全球化在 1980 年到 2010 年的 30 年间得到快速推进，在过去十年则进入调整期。这 30 年快速发展可从四个角度看。
一是从国际贸易地位看。全球贸易对全球 GDP 的贡献是最宏观的角度。从1980 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贸易占 GDP 的比重上升比较明显；2010 年之后贸易占全球比重则有所下降，如图所示。从全球 GDP 和贸易关系来看，前 30 年确实是在快速发展。
二是从经济体角度看。“二战”以后一直到本世纪前十年，分工程度在逐步加强。初级产品（如矿产品）出口国（很多是石油输出国）对资源出口的依存度更重，经济体是建立在这种分工模式上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国主要分布在东亚和南美，依靠的是质量好的劳动力、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并向全球销售，这是制造业出口国的优势。高端设备和高技术出口国主要在北美和西欧。各个
经济体依照自身优势出口不同产品并相互交换，然后构成全球经济体。随着通讯成本，特别是交通成本的下降，分工变得越来越细，成本也越来越低。
三是从产业链角度看。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在全球各地生产产品，随着1980 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全球交通成本下降，原本只在少数地方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产业链扩展到更多国家。很多国家对当地销售、当地成本是有要求的，到主要的市场所在地会获得市场优势。有些产品技术非常复杂，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完整制造，而是取各个国家技术和制造所长合作制造，技术复杂产品很少由一个国家为主制造。产业链分工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自己能造，但我不造；第二种是自己造不了，大家一起造，两种类型都在发展。
四是从企业角度看。2009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中排名前 25 位的跨国公司，其跨国指数（为海外销售比重、海外资产比重、海外雇员比重三项指标的平均数）高达 56%，而此前 30 年该项指标不到 40%。大企业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国际化业务营收平均都超过了总营收的一半。
2.全球化发展的原因 全球化发展的原因很简单，从垂直分工看，经济体各国的要素禀赋不同，如能源富裕国家、劳动力富裕国家、资本富裕国家分别出口有优势的产品、进口短缺产品。从水平分工看，有专业化分工优势、产业传统与特点、技术复杂性与分工等因素。总之，各自有禀赋优势。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有生产能力，但是全球化依然在发展，不能说我们能自己制造，就关起门来造，这不是全球化时代的好做法。
全球化在最近 10 年调整回缩，下滑速度不算慢。2009 年跨国公司全球化程度达到 56%，但在 2016 年则下滑至 48%。全球化的调整是基本面因素决定的，个别政府、个别人的偏好是无法左右的。
3.全球化内在推动力减弱
全球化内在推动力减弱的四个表现：一是分工的边界，二是技术变化，三是东道国的内卷，四是母国回缩。
（1）边界：全球化分工触及合理边界。企业拆分产品后，拆成多少件放在本国制造是需要比较的，要看不同国家的生产成本优势、市场优势。但如果拆得太细，技术匹配、产品稳定性、一致性和运输成本都会有问题。经过 30 年发展，制造业全球分工从技术和成本角度看似乎达到了均衡稳定，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会下降。越过这个边界，会导致全球分工收益下降、成本上升。
（2）技术：以往全球分工的合理性下降。技术进步使原来分工的合理性下降了，机器替代人使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下降，终端制造产品中替代速度加快。虽然我国现在已经跨越了完全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参与竞争的阶段，但技术进步对国内中高端制造业的劳动力本身会带来一些冲击，会削减劳动力成本优势。
我国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大批量生产单位成本非常低，产品质量也很好，有完整的国内产业体系和产业链。
（3）内卷：东道国努力延伸本土产业链。随着本土产业配套能力延伸、生产技术提升和人才成长，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或者企业开始努力拓展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争取在本土构建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这一点我们做得非常好。这些努力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土体系。
（4）回缩：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与再工业化。通过设备自动化改造后，美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30 年前，中国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的 1/40，现在变成1/4，加上运输成本和贸易摩擦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从经济上来讲，有些产品完全不需要到中国生产，而是直接在美国生产、北美销售，形成制造业回归。美国政府还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促进本土企业回归。
受产品结构、分工限度和技术发展等经济因素和多种非经济因素影响，传统全球化正处于调整期，去向何方很难准确预测。上一轮全球化在最近十年大体上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只要各方相对优势不发生大变化，这种状态就会维持一段时间。
三、全球化趋势与机遇 1.数字全球化迅速发展 在传统全球化减缓的同时，数字全球化却发展得非常快，一共有四类。
一是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包括信息通讯技术产品和服务、软件、网络增值业务。
二是“制造业+数字服务”使制造业产品价值中服务增加值比例提高。比如工程机械，以前出口到数十个经济体，有的非常遥远，维修很困难。现在有了数字化平台和物联网，可以把卖到全世界的每一台设备联在网上，对其进行远程检测和维修服务，降低了检测和维修的成本，带来了设备出口价值的提升。所以，在数字化时代出现“制造业+数字服务”后，含有服务的设备价格会更高。
三是“服务+数字技术”。服务被传统经济学称为“不可贸易产品”。过去上课时，老师和学生必须同时同地，课上完了，服务供给和消费就结束了。有了互联网，就可以错时错位。服务业做到了制造业全球分工的形态，即能把一个服务切成不同片断，将每个国家或地区最具优势的服务者提供的服务组合完成某些工作，可以想象这在以前有多么困难。5G 技术的应用，使全球分工式的服务形态迅速出现，带来了很多有增长希望的可能性。音乐会最典型，特别是多人演奏的音乐会，因为音乐对时间延时要求太高，稍微远距离的声音传输很难想象。有了 5G 技术之后，音乐家就试着在蒙古、西班牙、德国、瑞典、美国、日本 6 个国家拼凑了一台全球分工式音乐演奏会，其带来的效果和音乐会现场没有任何违和感，这需要非常好的通信技术做支撑。
服务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会比制造业更大，因为复制性服务产品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会真正出现“赢者通吃”的可能性，会对区域性市场和收入分配带来严峻挑战。
四是“研发+数字技术”。拥有数字技术后，全球研发者可以远距离实现实时有效协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2010 年以后这一趋势发展特别快。所谓全球共创研发网络，是指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研发一项新技术，也叫全球共性研发网络。上个世纪，美国、西欧、日本基本上占了全球研发网络的 90%；本世纪开始，韩国和中国异军突起，两国在全球研发网络中占 25%，其中中国占比近20%。这既是全球性趋势，也是中国企业快速发展的机会。
2.中国在数字全球化中的优势 中国的众多人口是数字消费的有力支撑。新一轮全球化中，人口多就是数字消费的一大优势。在人口比较少的经济体中，数字消费是比较困难的。数字制造需要高端网络支撑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全球合作创新使研发能力大幅提升。我们拥有一批非常好的先进的数字企业，中国企业在“十四五”期间无论哪个行业都一定会成长出全球头部企业。
全球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的 ICT 产业已进入全球前 10 名。由世界经济论坛和波士顿咨询公司评测的全球工业 4.0 时代数字化灯塔企业共 5 批，一共54 家，中国有 16 家，如表所示。我们第一次在科技领先方阵中占据了最大一块（30%）。这纯粹是用数字化程度衡量的，这一块我们非常有优势。
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是重要贡献者，可在产业链高端和大家共享很多技术。
四、高标准市场体系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要使内部大循环真正转起来、有很好的带动力，则需要进行改革。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改革的定位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使外循环能够畅通和赋能，一定要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对对外开放标准的基本定义就是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使对外开放变得更稳定、可预期、可持续，以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高质量内循环。
1.扩大内需，更好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 一是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是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 年达到 55.4%，但仍然低
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要使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
二是更好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高质量发展不能再单纯靠在扩量的基础上发展，而是靠提高现有产业资源配置效率、资源产出能力带动增长，即让高效率企业占有越来越大的市场。高质量发展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高质量增长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考虑如何优化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更多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
三是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其消费增长相对缓慢。要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需求等。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论文
创新聚焦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为此，本刊开设“聚焦‘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专栏，约请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领导和业内专家，结合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行解读，总结“十三五”金融发展成就，对“十四五”和 2035年金融发展进行展望。
2020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大致经历两次经济战略调整，2008 年之前实行“两头在外、出口导向”战略，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逐渐调整为“内外并重、强调内需”战略，此次提出“双循环”是对“十四五”时期和未来更长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的重大调整完善。
《建议》强调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维护金融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等等。
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建议》指明了新时代、新阶段金融工作的前进方向。
作为国有银行，我们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指导思想、精神内涵、战略目标、工作部署，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全力支持实体经济；要体现国有银行的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根据“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前瞻布局制定发展战略和业务规划，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金融短板
一是构建全面监管体系精准服务实体经济。《建议》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增强金融普惠性。”建设现代中央银行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结合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底线思维，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法制化水平，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有效减缓金融顺周期行为和防范系统风险。我国经济存在企业部门高杠杆、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提升、小微企业存在一定的融资困境等结构性的矛盾，建设现代中央银行构建结
构性货币政策，通过扩大小微企业贷款考核口径、宏观审慎评估中增加专项指标，以信贷为锚定向支持小微、民营企业，带动贷款增长和成本下降，落实金融普惠性原则，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二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继续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结构性调整金融体系，大力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推动科技进步和提高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实现高水平双循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不仅可以缓解近年来金融资产风险明显集中的趋势，还可以通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精准服务实体经济。监管部门加强政策引导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大力支持小微企业，推动改变小微企业过度依赖信贷融资的现状。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优化融资结构，国有银行可以巩固债券市场的传统优势，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优质大中企业、小微企业；还可以挖掘沉淀的优质资产，积极参与产业链、供应链融资，企业兼并重组、分立上市等直接融资市场，发挥国有银行的枢纽作用。
三是金融科技创新整合资源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建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区块链、物联网和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日渐成熟，海量、实时、高频数据的交互和处理成为可能，贸易流、物流、信息流等数据的获得性
及可靠性增强。通过上游供应商融资、下游经销商融资、电子保理、终端融资、电子仓单买方融资、卖方融资等场景融资服务模式，全产业场景融合产业链、交易链和数据链，为平台共建提供新的金融科技抓手。探索科技赋能智慧营销，积极创新银行结算链，共享实时结算信息，掌握经济活动的资金流动实际信息，让银行、企业、政府都能分级授权，掌握真实交易信息，减少信息不完整，避免信息不透明，防止虚假信息；进而建立和完善信用链、供应链、融资链，为建立诚信社会建设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
国有银行三大创新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是发挥比较优势创新推动双循环产业发展模式。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商业银行存量资产超过 300 万亿元，在传统产业、基础产业和产业链、供应链具备传统优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发挥国有银行比较优势，内外联动、全球联动，实现总分行全球一体化，巩固国有银行在传统领域的优势和历史投入。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正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深化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速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头部企业带领大、中、小企业畅通双循环产业链成为重要的战略布局。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战略要求，以头部企
业为主，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三新”经济、新基建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提升对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解决过剩产能行业和地方平台的债务压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创新商业银行支持科技发展的金融模式。《建议》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十四五”期间新型举国体制打造国家科技实力、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把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世界级科技中心等重大科技战略的实施，需要银行资金的全力支持；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也需要更大规模的社会资金投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都需要巨大的融资规模和较长的融资周期。打造特色科创金融体系，构建差异化监管政策，国有银行需完善信贷支持科技的体制机制，制定专门的科技企业信贷政策，建立支持科技企业的信贷产品体系；拓宽资金来源，需要银行、券商、保险和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协同参与，尤其需要能够控制风险、取得风险收益的股权基金参与；通过发挥国有银行集团内各类子公司、分支行的协同优势，探索存量增量统筹、融资融智并举的综合服务架构，形成“贷+债+股+代+租+顾”六位一体的全口径融资布局新体系，打造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
三是顺势而为创新打造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平台。要加大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的投入，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与现代金融理论和实践最新成果的紧密结合，深度挖掘大量“长尾”客户的金融需求，有效顺应市场变化、需求迭代，解决金融需求迫切但实际供给不足的矛盾，提供温暖、高效的金融服务，积极创新服务渠道、服务方式、服务产品和服务理念，积极拓展消费信贷、服务小微企业、实现普惠金融，打造互联网金融的正规军。
国有银行聚焦十大领域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是聚焦制造业领域金融服务。《建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2021 年的定位是“制造业金融服务深化年”，着力点是巩固提升制造业金融服务质效。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以工信部技改贷款为抓手，加大优质传统制造业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投放；新型高技术企业，重点要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军民融合等关键技术领域。
二是聚焦新动能领域金融服务。《建议》提出“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未来需加快拓展“两群两链”（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客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新基建产业链和重点项目产业链）市场，要构建“10 家科创中心+100家新经济特色支行”专营机构体系，完善“专业人、短流程”业务机制。
三是聚焦基础板块金融服务。《建议》提出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能源革命”。未来需主动对接“十四五”时期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加强“两新一重”、补短板强弱项等领域投融资工作；对重大项目，加快主动对接，发挥好租赁、债转股等产品优势，为重大项目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四是聚焦大消费板块金融服务。《建议》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未来需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消费升级的方向，重点加大对医疗、教育、康养、旅游、物流等服务业领域的信贷支持。要密切跟进 2022 年北京冬奥会、2023 年足球亚洲杯等体育赛事金融需求，服务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
五是聚焦区域协调发展金融服务。《建议》提出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要立足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金融保障，实现一体化经营、市场化统筹、协同化集成。要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中部地区等战略性区域作为公司金融竞争发展的主战场，推动营销体系改革落地，完善体制机制，优化信贷政策及授权。
六是聚焦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建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下沉金融服务重心，聚焦农业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农村环境整治等重点领域，以农业龙头企业为抓手，聚焦细分市场，提升乡村振兴领域金融服务质效。
七是聚焦绿色金融领域金融服务。《建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支持能源结构优化，“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是大趋势，要以结构优化调整为主，重点支持以水、核、风、光、油气为代表的清洁能源，有序退出市场竞争力弱、机组能耗高、装机规模严重过剩区域、亏损严重的火电项目。要关注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
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带来的公共设施领域业务机会。
八是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金融服务。《建议》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支持稳外贸、稳外资，服务好服贸会、进博会、广交会等对外经贸合作平台。要打造“境内外汇业务首选银行”，加快境内对公外汇业务发展，加强本外币一体化营销管理，提升大型跨国集团、优质进出口客户、中资“走出去”企业重点客群服务能力。要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质效，审慎筛选重大海外项目，在合规稳健基础上，做好优质大型基础项目服务，提升全方位服务水平和全球化竞争能力。
九是聚焦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建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依托国有银行核心企业资源富集优势，基于产业链平行链条上下游产、供、销交易真实信息，深度挖掘产业链条上供应商、经销商乃至“上上游”“下下游”和终端客户资源，构筑“链式营销”模式，实现批量精准获客。
十是聚焦打造前瞻主动防范风险体系。《建议》提出“要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坚持前瞻主动防范风险不动摇，紧盯风险高发领域和关键环节，防范好跨产品、跨市场、跨境业务交叉性输入性风险，实现风险控制关口前移。要坚持底线思维，统
筹好发展和安全，用高质量风控助力高质量发展，发挥好国有银行对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压舱石”“稳定器”作用。要坚持前瞻主动防范风险不动摇，突出抓好信贷增长较快领域及跨境业务风险防范，坚持合规经营，实现信用风险管控提质进位。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论文
大循环为主，双循环共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美国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并在下一次科技变革中占得先机，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封锁华为，制裁中兴，打压抖音、微信，不断扩充“实体名单”，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推行美国优先、不断“退群”、增加关税、鼓励制造业回流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加大了经济对外交流的风险与阻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作为战略抉择，我们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有所担当和作为，就要明晰相关逻辑与意义，了解面临的挑战并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符合我国“三长两短”国情现实的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
一是拥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长板”。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调动和组织各类要素资源，保证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推进；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手段聚集资源和力量，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利用市场力量推动国内大循环长久、良好运行；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为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政策与制度保障，引导国内国际双循环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新发展格局具备创新动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助于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保证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保障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强大动力。
二是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长板”。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建立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多发展潜力。从经济总量看，2019 年，我国 GDP 总值达99.09 万亿元，相当于美国的 67%，约为日本的 2.82 倍；从消费潜力看，我国拥有 1 亿多市场主体和 14 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同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将为打造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劲动能。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使新发展格局具备更大战略回旋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向纵深推进，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多点开花、多头并进的发展趋势，成为我国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为构建高质量内循环体系和拓展外循环空间提供了有效动力。
三是拥有完备工业生产体系的供给“长板”。我国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使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自主生产所有产品；疫情期间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为口罩产能的迅速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证明制造业对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表明我国具备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坚实产业基础。我国已经形成了层级多样、结构复杂、功能完备的经济社会形态，表现为各地区发展阶段与支柱产业各不相同，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基本覆盖高中低端产业的各个环节，城乡社会结构相互补充等；这些层级结构是完整经济形态的必备要素，有助于我国构建体系更完备、结构更合理、分工更细化的循环体系，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
四是存在核心技术亟待发展的科技“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当前，我国存在科技创新顶层设计有待完善、创新生态培育滞后、部分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或附加值较低、关键核心技术存在被外国“卡脖子”等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要让
经济在循环发展中持续增长。推进科技创新、加强技术攻关则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正在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未来核心技术的突破将重构国际合作新形式，实现数字全球化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这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考量。我国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增加值率和制造业乘数效应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主要是中低端制造。而美国则处于第一梯队，主导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是现有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主导者和主要利益获得者。欧盟和日本是第二梯队，主要在高端制造领域占有优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产业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五是存在资源能源缺口较大的“短板”。区域内资源能源的稳步循环和充足保证是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资源能源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资源方面，在 45 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我国有 25 种矿产资源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50%以上）的问题，如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 83%，2020 年可能进口 11.5 亿吨，价格波动剧烈；铜消费量达到 1000 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 40%左右，自产矿山铜仅有 154万吨。粮食进口相当于 9 亿亩耕地，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有效解决“低水平、高难度、紧平衡、弱安全”的粮食供给局面。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但不是资源大国，能源结构总体呈现多煤少油缺气的特点，存在碳排放压力大、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资源地和运输通道风险等问题。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 80%，50%靠中东，80%以上靠海上运输，难以摆脱原油产地和运输通道双重风险。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近 50%。形成国内大循环，资源能源独立是必要条件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正在加快发展新
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实行多元化的进口战略，加强战略储备能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减少汇率波动影响等一系列举措。这些，都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变革，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会存在一些目前难以准确预知和把控的变数，给我国带来潜在的压力和挑战。一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变数加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正处于我国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时期。由于疫情蔓延后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力量更加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对我国技术和投资限制不断增强，挤压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的空间，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二是我国的创新发展压力剧增。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找到面临的瓶颈和短板并全面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保证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我国已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市场空间，但仍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与内循环要求不匹配、科研投入不足、创新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创新驱动发展面临一定挑战。三是我国的变革任务更加艰巨。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或“新时期的闭关锁国”，而是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要扩大内需，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加快产业重构速度，加大区域布局力度。要求政府适应形势变化，积极自我调整和主动变革探索，尽快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完善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经验，未来出口在我国 GDP 中的占比会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有利于拉动
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当前，我们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一是要探索建立举国体制 3.0 版。举国体制 1.0 版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举国体制 2.0 版是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通过宏观调控度过了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建立举国体制 3.0 版，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包括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市场机制和举国体制不断融合；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市场主体、科研主体发挥主动创新能力创造条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能丢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新环境下积极探索集中力量的方式方法。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使更多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等机制。要规范科技伦理，树立良好学风和作风，引导科研人员专心致志、扎实进取。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加强对开放创新的重视和对国际规则的遵循，进一步提高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
化，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牢牢把握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更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尽快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持续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守正创新、开拓创新，补齐短板、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更有实效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选拔模式，激发主观能动性，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
三是要深刻认识未来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我国及时将前期具有很强外部依赖性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调整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共进的内生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建立系统思维，发扬斗争精神，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四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必须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从制度、组织和机制上做好总体安排，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补链、强链、延链”的过程中，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类施策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发
展；持续巩固提升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进一步优化全产业链发展布局，更好挖掘产业结构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科学制定区域空间布局规划，健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鼓励、支持企业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和国产零部件，推动我国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协调、有序、健康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控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好相关政府投资基金作用，聚焦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推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强国际产业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形成更具创造力、更高附加值、更先进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五是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关系。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又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发展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战略考量。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构建新发展格局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只有在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本文是作者在第七届全球深商大会的主旨演讲。
《经济导刊》2021 年第 2 期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论文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银行业的要求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既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方向，也对银行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是需要切实提高站位，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商业银行应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保障国家战略落地的角度，拿出更多实效举措、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完善“双循环”的空间布局。比如，全力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形成三大国际级城市群，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特别是服务上海发挥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推动上海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连接；进一步加大对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探索金融服务“一江一河”流域绿色发展新模式；创新支持雄安新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助力这两个以改革促发展的重点区域实现突破性发展。
二是需要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更好支持做大消费内需基本盘。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走在科技应用最前沿的优势，加快推动银行零售业务转型，利用各类新兴技术搭建平台、丰富场景，赋能社会百业，实现经营的数据化、线上化、智能化、个性化和生态化，提升消费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让金融无感隐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同时，加强对直播消费、在线教育、网上娱乐、线上医疗等新型消费、升级消费领域的金融服务，培育消费增长新引擎，进一步挖掘消费内需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与此同时，还应利用好各类金融科技，持续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尤其是加强对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为培育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内需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是需要围绕重点关键领域，全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商业银行应准确把握国家政策方向，紧紧围绕重点领域，全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持续加强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为双循环体系供需两侧的畅通夯实基础；进一步加大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支持力度，运用各类创新政策工具提升对绿色金融、普惠小微等领域服务的差异化和精准性；综合运用股、债、贷等各类金融工具，提升服务科技企业的能力，在各细分领域扶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关键技术的
科技“独角兽”企业，推动形成国内科技大循环，助力数字经济实现爆发式增长。
四是需要加大金融精准支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完整稳定。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加速重构，国内产业链供给链面临较大冲击。商业银行可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构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精准掌握产业链供应链运行状况，畅通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断点，运用金融力量助力企业组织生产，更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对于行业龙头或核心企业应进一步加强资金支持并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确保不出现产业断点；对于供应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应运用生态思维、产业金融思维，提升批量化获客及金融服务的质效。
五是需要把握政策机遇，稳步推动形成开放经济新格局。商业银行应利用好国家在上海、深圳、海南等区域试点更大力度开放政策的契机，把握政策红利，更好推动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要以金融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为引领，发挥自贸金融、离岸金融、海外机构等联动发展优势，加快产品服务创新，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和国内企业国际化发展。同时，积极支持和服务金融要素市场建设，深化与国际
先进资产管理机构的合作，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业务，更好服务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资本市场投资，推动中国尤其是上海成为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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