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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人物事迹介绍叶嘉莹

时间:2023-04-16 15:25:05 来源:网友投稿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介绍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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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1

  2017年,关于叶嘉莹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开拍。拍摄前,导演陈传兴做了大量关于诗词的功课,他想探讨“叶先生跟中国诗词史、中国诗人的大的生命河流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呼应”。

  陈传兴“每次都要背着一大袋的书,随时要翻开”。拍摄有时不按提纲走,叶先生会即兴提到某一首诗,现场的工作人员开始手忙脚乱地翻资料,担心犯错出丑,尴尬又窘迫。“每次拍摄都非常紧张,感觉就是‘上战场’。”

  1954年,只有中学语文教学经历的叶嘉莹受聘于台湾大学。若以论文著述为录用标准的话,她不够资格。

  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回忆,当年邀聘叶嘉莹到台大任教,是因为看到了她“所作的旧诗,实在写得很好”,所以“就请了她”。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的北平,从小被关在悬着“进士第”匾额的大门里长大,家里保留着满族的“花盆底”和“阿玛”的称呼。

  女孩儿玩的荡秋千、溜冰、踢键子、抓子儿,她都不会,有的根本没见过。她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背诗,“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读书了”。《论语》是她“背诵的最熟的一本经书”。

  11岁时,她跟着伯父学作诗。庭院中的竹子、石榴花、枣花、落日、月影是她写诗的主要题材。“迦陵”的别号也是她从与伯父聊天中得来——清朝的陈维崧,是中国词人里写得最多的,号迦陵。

  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她遇见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顾随。

  顾随讲课,她埋头一字不落地记笔记。听了6年课,她记下8大本笔记,此后的50余年,她在台湾、美国、加拿大漂泊,只有这些笔记她随身携带。顾随当年评改的习作旧稿、信件、赠诗,都被叶嘉莹作为书法装裱起来,带在身边。

  受顾随的影响,她一改善感的诗风,写下“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70多年后,迦陵学舍在南开大学落成,这两句分挂在月亮门两侧。

  她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确实无处可逃。1945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第八年。敌寇占领下的北平,人们吃又酸又臭的混合面,穿打补丁的旧衣裳。师生在课堂上用诗句相互慰勉。顾随在课堂上将雪莱《西风颂》里的诗句”if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behind”改写成中文诗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叶嘉莹模仿顾随的风格,用这两句诗写成了一阕《踏莎行》。

  12年后,顾随同样用词牌《踏莎行》填了一阕词。但此时,师生二人已失去联系多年。

  1977年叶嘉莹从加拿大回国,开始整理顾随文集。一向不喜欢麻烦别人的她为此事托关系找朋友。

  “内行”人看出来,叶嘉莹讲课、为文与为人都深受顾随影响。中国古典诗词曲研究家郑骞曾评价她,“走的是顾先生的路子,传了顾先生的衣钵”。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2

  很多人在她身上也看到了“弱德之美”。

  “我是一个生来就属于所谓‘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随命运的拨弄和抛置。”她说,“但是我不跌倒,我要在承受之中走我自己的路。”

  2000年起,她开始在南开招收研究生。

  她不喜欢麻烦别人。回国教书后,她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独自居住,不请保姆。一次起夜,她在卫生间滑倒,摔断了锁骨,怕影响秘书休息,她在地上躺了4个多小时,天亮才拨对方电话。

  为了节省做饭的时间,她让秘书可延涛买好速冻水饺,最多一次买了10斤。可延涛说,叶先生对学问的要求很严谨,但对生活的要求很低,特别是不愿意在吃饭穿衣这样的琐事上浪费时间。她的衣服好多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很旧的衣服,她也从不舍得扔掉。有的破了洞,叶嘉莹就自己拿针线把破处缝好。

  沈祎记得,到叶先生家里拍摄时,她捧着饭碗大口吃饺子,但从没有衣着随意、不打扮不收拾的片刻。

  一生里,她最看重“教师”的身份。直到91岁时,她还在家中给学生上课。她要求学生读文献原文,多背诵。对于不认真的学生,她会严厉地批评,语气近乎呵斥。但学生如果刻苦认真,即使谈诗谈得笨拙可笑,她也宽容。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学生钟锦曾回忆,有一次同学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个年纪挺大的师兄说得完全不对路,旁人都听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认真投入。一看叶嘉莹,她用书把脸挡着,躲在后边悄悄地笑。

  只要血压平稳,学生和朋友们传来的邮件她会在晚饭后逐一回复。哪怕是收到群发的风光图片,她也会一个手指敲打键盘,认真地回复“收到,谢谢”。

  热爱古典诗词的陌生学生写信或邮件给她,也能收到她的回应。

  从物理系转读古代文学的学生考研失利,写邮件给叶嘉莹。叶嘉莹用家里座机打电话给他,鼓励他不要灰心。还有的学生没奢望过回复,信里没有留联系方式,她便托秘书顺着信件里的信息找到对方。

  外出讲座,她每次仍站着讲两三个小时,有学生发现,叶先生腿都肿了。

  为了让她有更好的讲课、开会、研究的场所,一位海外学生提议修建一所学舍,就像古代的书院一样。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始响应。

  “他们每个人都出资不菲。”陈洪回忆迦陵学舍的筹建,“若干学生听说了就来了,有学生说所有家具都是我的,有的说所有电器我都负责了。他们都是十几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听了叶先生的课。”

  2015年,迦陵学舍落成。叶嘉莹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分批运回国,大小不一的旧行李箱上贴着注明“资料”的纸条。

  这座中式四合院,东邻南开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思源堂,西面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故居宁园。

  《掬水月在手》纪录片大部分场景在此拍摄。看过这部纪录片,戴锦华直言,我们面对叶先生的诗和她本人会“失语”,“所有的语言都显得丑陋”。

  有观众想到了叶嘉莹在台北写的一首诗,最后两句“千年沧海遗珠泪,未许人笺锦瑟诗”。叶嘉莹认为,李商隐诗歌凄美,不必因为没人作出笺注引以为憾,而是根本无法笺注,因为诗中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远非笺注所能为力。“叶先生为文、为人里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也是我们所难用语言表达的。”

  “捧起一把水来,天上的月亮就倒映在水中。水里的光影离你很近但又离你很远。我觉得天下的美都在于一种‘距离’,在你的想象之间,可望而不可及。”叶嘉莹这样解释“掬水月在手”。

  一名学生体会过这种美。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叶嘉莹站在台上讲课,他站在距离叶先生十几米的地方静静听着。“她讲的每句话你都能听懂,词里的美也能领略到,可就是觉得离叶先生那么遥远。”

  有人形容这种感觉,“月光很近,但月亮很远。”

  但叶嘉莹只谦虚地说,我只是水中之月。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3

  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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